於1995年，因涉嫌擄人勒贖殺人案的被告徐自強，在經歷更九審後，終經高等法院獲判無罪，只是此案因涉及死刑、無期徒刑之犯罪，仍須職權上訴最高法院，未來是否有變數，尚不得而知。不過從此案審理過程的曲折，卻將目前的司法弊端給完全顯露出來。

 

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，被告自白須出於自由意志且與事實相符，才得為法庭證據，且須有其他補強證據，才能認定被告有罪。惟於2003年刑事訴訟法修正前，司法竟將最高法院於1942與1957年所做出的判例奉為圭臬，即就算被告不認罪，仍可以他共犯的陳述來為被告的自白或補強證據。這不僅是有罪推定，更嚴重侵害被告的緘默權保障。徐自強也是在此等的審判結構下，經更五審後，於2000年遭判死刑定讞。

 

惟因徐案的瑕疵重重，促使監察院介入調查，並指出此案共犯自白恐非出於任意性且相互間的陳述更是矛盾百出，這樣的自白，根本不能成為證據。而被告律師也聲請釋憲，大法官並於2004年做出釋字第582號解釋，強烈指責法院將共犯供述當成被告自白，既違反不自證己罪權之保障，亦剝奪被告的對質與詰問權，致宣告最高法院的判例違憲。故檢察總長就依此提起非常上訴，最高法院也將案件發回，再度進入更審程序。

 

即便有大法官解釋的加持，法院似乎將之當成耳邊風，不僅繼續沿用有問題的共犯自白，亦未給予被告與之對質與詰問的機會，致使此案繼續在死刑、無期徒刑間擺盪，致又步入了更九審。要非2012年，因刑事妥速審判法有羈押不得超過八年的限制，徐自強目前恐仍陷於牢獄之中。由此正暴露出，大法官就算宣告法律或判例違憲，卻因其不具有推翻個案判決之效力，就僅能以之為非常上訴或再審之理由，而使案件回到原點，致凸顯出此種救濟途徑的侷限性。

 

而如今，高等法院總算讓被告有與他共犯對質與詰問之機會，並秉持證據裁判原則判徐自強無罪，卻因屬職權上訴案件，再加以刑事妥速審判法第8條規定，發回更審必須有兩次以上判處無罪，才不得上訴最高法院下，延宕二十年的此案，肯定得繼續纏訟。更值關注的是，一旦此案以無罪確定，對相關人等的法律究責，顯更為困難。

 

對司法者濫權訴追、法官濫權處罰，我國刑法第125條第1項第3款，即規定有法定刑一到七年有期徒刑的故為出入罪，故若徐自強最終以無罪確定，似就得對承辦及審理此案的檢察官與法官為刑事究責。惟此罪之成立僅限於確定故意，即所謂明知，就算檢察官、法官屈就矛盾百出的警詢筆錄，也未依證據法則為裁判，更將無罪推定束之高閣，而僅是以共犯的自白，即來推斷徐自強參與犯罪，司法實務也僅認為是疏失，致難該當故為出入罪。

 

就算對明知採取極為寬鬆的認定，但依2006年7月1日之前的刑法第80條第1項第2款，故為出入罪的追訴權時效僅為十年，則在此案審理早已二十年的情況下，也將因罹於時效致無法訴追，致暴露出此等罪名，就僅具有宣示的意義。而在刑事究責有其困難下，至少就未來對被告的冤獄賠償，能對相關公務員為求償，只是如此的困難度也不低。

 

依據刑事補償法第6條第1項，若因無罪確定而曾遭羈押者，可以一日三千元至五千元折算，向國家請求刑事補償，若以徐自強被羈押長達近十六年來算，其最高將可請領近三千萬元的金額。而根據刑事補償法第34條第2項，國庫在支出此等金額後，對於造成此等結果的公務員，就具有求償權，故對徐自強的刑事補償，國家自可依此對相關的司法人員為求償。

 

惟有疑問的是，此種請求乃以公務員有故意或重大過失為前提，致會形成求償的障礙。更何況，曾參徐自強案的檢察官、法官動輒超過八十人，則在人數眾多下，不僅會造成責任分散，甚至可能出現無人可為歸責的窘境。則如此高昂的賠償金額，最終恐還是得由納稅人來買單。

 

總而言之，徐自強案就像照妖鏡，完全反映出現行司法的陰暗面。於1995年，因涉嫌擄人勒贖殺人案的被告徐自強，在經歷更九審後，終經高等法院獲判無罪，只是此案因涉及死刑、無期徒刑之犯罪，仍須職權上訴最高法院，未來是否有變數，尚不得而知。不過從此案審理過程的曲折，卻將目前的司法弊端給完全顯露出來。

 

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，被告自白須出於自由意志且與事實相符，才得為法庭證據，且須有其他補強證據，才能認定被告有罪。惟於2003年刑事訴訟法修正前，司法竟將最高法院於1942與1957年所做出的判例奉為圭臬，即就算被告不認罪，仍可以他共犯的陳述來為被告的自白或補強證據。這不僅是有罪推定，更嚴重侵害被告的緘默權保障。徐自強也是在此等的審判結構下，經更五審後，於2000年遭判死刑定讞。

 

惟因徐案的瑕疵重重，促使監察院介入調查，並指出此案共犯自白恐非出於任意性且相互間的陳述更是矛盾百出，這樣的自白，根本不能成為證據。而被告律師也聲請釋憲，大法官並於2004年做出釋字第582號解釋，強烈指責法院將共犯供述當成被告自白，既違反不自證己罪權之保障，亦剝奪被告的對質與詰問權，致宣告最高法院的判例違憲。故檢察總長就依此提起非常上訴，最高法院也將案件發回，再度進入更審程序。

 

即便有大法官解釋的加持，法院似乎將之當成耳邊風，不僅繼續沿用有問題的共犯自白，亦未給予被告與之對質與詰問的機會，致使此案繼續在死刑、無期徒刑間擺盪，致又步入了更九審。要非2012年，因刑事妥速審判法有羈押不得超過八年的限制，徐自強目前恐仍陷於牢獄之中。由此正暴露出，大法官就算宣告法律或判例違憲，卻因其不具有推翻個案判決之效力，就僅能以之為非常上訴或再審之理由，而使案件回到原點，致凸顯出此種救濟途徑的侷限性。

 

而如今，高等法院總算讓被告有與他共犯對質與詰問之機會，並秉持證據裁判原則判徐自強無罪，卻因屬職權上訴案件，再加以刑事妥速審判法第8條規定，發回更審必須有兩次以上判處無罪，才不得上訴最高法院下，延宕二十年的此案，肯定得繼續纏訟。更值關注的是，一旦此案以無罪確定，對相關人等的法律究責，顯更為困難。

 

對司法者濫權訴追、法官濫權處罰，我國刑法第125條第1項第3款，即規定有法定刑一到七年有期徒刑的故為出入罪，故若徐自強最終以無罪確定，似就得對承辦及審理此案的檢察官與法官為刑事究責。惟此罪之成立僅限於確定故意，即所謂明知，就算檢察官、法官屈就矛盾百出的警詢筆錄，也未依證據法則為裁判，更將無罪推定束之高閣，而僅是以共犯的自白，即來推斷徐自強參與犯罪，司法實務也僅認為是疏失，致難該當故為出入罪。

 

就算對明知採取極為寬鬆的認定，但依2006年7月1日之前的刑法第80條第1項第2款，故為出入罪的追訴權時效僅為十年，則在此案審理早已二十年的情況下，也將因罹於時效致無法訴追，致暴露出此等罪名，就僅具有宣示的意義。而在刑事究責有其困難下，至少就未來對被告的冤獄賠償，能對相關公務員為求償，只是如此的困難度也不低。

 

依據刑事補償法第6條第1項，若因無罪確定而曾遭羈押者，可以一日三千元至五千元折算，向國家請求刑事補償，若以徐自強被羈押長達近十六年來算，其最高將可請領近三千萬元的金額。而根據刑事補償法第34條第2項，國庫在支出此等金額後，對於造成此等結果的公務員，就具有求償權，故對徐自強的刑事補償，國家自可依此對相關的司法人員為求償。

 

惟有疑問的是，此種請求乃以公務員有故意或重大過失為前提，致會形成求償的障礙。更何況，曾參徐自強案的檢察官、法官動輒超過八十人，則在人數眾多下，不僅會造成責任分散，甚至可能出現無人可為歸責的窘境。則如此高昂的賠償金額，最終恐還是得由納稅人來買單。

 

總而言之，徐自強案就像照妖鏡，完全反映出現行司法的陰暗面。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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